今年10月在南京时,拜访了苏天赐先生,看了他不少作品。临别送了我一本画册,带到巴黎后,再三翻览,不能不又一次想到艺术家的创作生活在历史动荡中的顺逆、吉凶、得失,令人怅慨。
画册中的图片目录记有作品的年代,最早的画作于1948年,最迟的作于1992年,其间1955-1977二十五年间只收入三幅。80、90年代的画最多。早期的画尚见林风眠的影响,间接有马蒂斯的影响,但是这风格是切合苏先生的气质的,79年之后的画是这风格的引申、发展和成熟,而完全是他自己的面目了。画面上出现了更明净、清新的恬静与空润。我玩味了《鱼塘》一幅:色彩不多,前景主要是土红色与草绿,在节节远去的透视中交融、变幻,由蓝而淡绿、淡紫、而泛红为晓色的烟霭……在构图上,平行的堤埂有抽象极简的微妙组合……满幅水光游漫、又是天光的反映,是天光与水光的协奏……我曾有意把我的体会写下来,但试了几页、终于放弃。原因是:用文字的概念阐述造形的 微妙是困难之至的,严格地说是不可能的。而且画的最后表现的意味,画家自己已经说得很好:“东方的意趣,西方的实感;西方的缤纷,东方的空灵。”在开放之后,二十年间,他能够畅快地、酣醉地开拓了自己的意境,实在值得我们为他庆 幸,他也可以得到满足和自慰。
但是我还愿意谈到另一幅画。在画集中与其他的人物、静物、风景完全异趣的,也许在他的整个画风发展中是一偶然发生的旁枝,就是1953年的“女社员”。那当然是受到当时政治空气影响下的作品,但是如果把这幅画比作好酒,那么当时的政治空气也像当年的阳光、雨雹早已混入此刻的醇味之中了。这是一幅农村少女的肖像,是不是社员并不重要。主调是土红和深蓝——大地的土壤的颜色和中国农村衣着最普遍的靛蓝;次要的颜色是白和黑。白的头巾,黑的头发,头巾上点缀着简单的图案,也是红和蓝,然而淡淡的,在日晒水洗中褪了色的。少女的脸型、肤色、表情……充沛着壮茁年轻的生命,同时有一种含蓄和深沉。一只手半藏着,露出结实的腕部、两条辫子从头巾下面垂下来,粗而短,黑得郁艳,发着青色,也都散布着同样的情调。画中的气氛有一种生命的密度。一种朴质的真实感被画出来,不是用文字所能传达的。这种生活气息似乎是中国民族所特有的、中国乡土所特有的。我看到这幅画,联想起在国外第一次听到郭兰英的歌声,高亢而浓烈的土腔使游子的心被剧烈地搅动了。我也想起1949年,我们一群在国外学艺术的留学生,那时我们三十岁上下,曾彻夜讨论回国工作的事。大家热烈地推测社会主义国家艺术的道路和前景,设想每一个人自己创作的道路和前景,有信心也有疑虑;更多的是信心和希望。我们想象未来的艺术必定是民族风格的,负载着历史,又是展望着的、乐观的、壮阔的。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今天看到“女社员”,仿佛当年所模糊向往的艺术就是这一类型:写实的、深沉的;有深根,又充满未来;无虚谎、不造作、无教条。今天看到他在五十年前画出了这样的画,实在高兴。像这样的画,他画了多少?存留下多少?当年主张政治挂帅的艺术理论家怎样评价?今天视艺术品为商品的艺评家又如何说?
也许有人认为,像我这样远离故土半个世纪以上的老人,当然对这样的画特别偏爱。也许有道理。但是我仍愿把我的激动写下来,说出在政治的锣鼓之外,市场的喧嚣之外,我所听到的生命与艺术的另一种声音。 《中国美术》 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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