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淡淡，真真切切 大音稀声。

      苏天赐的艺术很真实。这不仅是说他所具有的不凡写实能力，还意味着他的油画绝不受限于任何既成表达方式，更体现出作品中所散发出的东方艺术情怀，显示出本土人文思想的真实。就象是清茶醇酒，清新扑面而意蕴悠远。

      在他学艺之初的四十年代，其导师林风眠“为艺术战”、“学习西方艺术，整理东方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大旗感招了众多的艺术学子，在为中国人求生存的革命文艺之外，打开了一条激励自主创新、在人文精神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通道；从具体艺术实践方面来说则包含着勇于回归艺术真谛、探究艺术规律、尊重个体对于现世生活的感悟，同时着意摆脱对于特定画种属性的盲目崇拜与羁绊，跨越技术层面的雕琢进而强调艺术层面的精神内涵。

      追根寻源，中华文明的沃土滋养了苏天赐的艺术创造力，不甘沉沦的奋斗意识激发了他在荆棘丛中拓荒开路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探索思路更保证了他在艺术思想上的不受任何流行艺术思潮所左右，矢志不渝他的艺术追求。

      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创作有了物质保障的同时，其反映人民生活主题的要求也更加明晰。与此同时摆在中国艺术家面前的问题之一是怎样画出中国人自己的油画？这意味着不能套用外来语汇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用洋瓶装土酒，这是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这一时期苏天赐在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用他那具有浓郁中国风的油画表现形式解读了火热的现实生活，突显出他那难能可贵的艺术创新能力。

七十年代未沉寂了几年后的苏天赐笔下呈现出题材的多样和写生的鲜活，这是因为在当时真实写照中国社会物质进步与人的精神面貌，成为他文革后期重拾画笔所感受到的作画冲动。当然他精湛的表现技艺也使他的审美意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座大桥，一架塔吊，一片海浪，一张笑脸，他的足迹踏遍了江河湖海，他的作品呈现出千姿百态。

        苏天赐曾说过，在人和风景之间，他宁愿多画风景。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包容一切的厚重，能够承载人的各种心理状态进而物我交融。

      在风景门类之下，他对江南风光情有独钟，特别是太湖，那草长莺飞水雾迷蒙的山水化境孕育了无穷的生机。自五十年代他初识了太湖东山起，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无数次的造访，纪录了苍海桑田的变迁也留下了他艺术嬗变的踪迹。

我们可以在他五六十年代的太湖风景画上看到，湖光山色苍松云影全然一派经典的汉家人文风光，到了两千年前后故地再游重温旧梦已是微言大义直抒胸臆，笔笔写下尽是艺术语言的锤炼与长期思考的总结。

      苏天赐从不认为画画只是个手上功夫的问题。研究任何一个画家，任何一个画派，任何国家民族的艺术样式，他都会尽可能的利用条件从其生存于其中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去探究其成因、分析其利弊、对比其特点，进而去粗取精为其所用绝不盲从模仿。

在收录于《苏天赐文集》中的“忆自巴黎的絮语”这篇散记中，苏天赐写下了他八十年代在巴黎那个世界油画艺术宝库考查后所感悟到的真经，非常生动：

     “在国内时许多名作的复制品大都看过，所以最初见到那些原作时，一心就只想找到那些在复制品中所不能见到的微妙之处，眼中所见，都是‘方法’。几天兴奋过后，在巴黎市内转过几圈，竟好似是大师们的幽灵附上了我的双眼，坐在地铁车厢里，偶一抬头，会觉得安格尔的《巴尔丁先生》就坐在面前，走在塞纳河旁，薄阳透过云层，水气笼罩着波光，到处所见，似乎都是莫内和西斯莱的景色。巴黎造成了这些大师，而这些大师又指引着我去欣赏巴黎。其实，现实世界自从这些大师们描绘过以后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蒙玛特高地能找到和当时郁特利罗所描绘的完全一样的地方已经屈指可数。然而他的作品中那特有的优雅的情调，仍然在这些大街小巷中到处漂浮，当我再回到博物馆中这些作品面前，我发现我开始获得了一种更为主动的态度，一种和作品对话的可能，吸引我的已是深藏于这些作品中那些甚为真挚的东西，这是画家在和现实接触中那发自灵魂深处的最为纯真的颂歌。至于作者所使用的是这种或那种方法，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他在其毕生的艺术奋斗中，从不会用他不认可的审美方式作画，不会盲目地模仿跟风，也不能容忍在他的画面上存在未经解读的区域。每每他长时间在画布上反反复复只为那内涵意念的脱颖而出，没有羁绊地与观者的心灵相会。

     在苏天赐漫长艺术历程中他所涉猎的题材丰富多样，他的表达方式却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以及源自于博大的民族艺术的包容。花草静物人像风景，山区平原苍海桑田，国内国外乡情异域，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经由他的笔端却写照出作者不变的善良美好和平和的内心境界。这或许就是在他的晚年不事张扬的苏天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他的艺术成就引起学界越来越高的评价的原因。

      苏天赐耄耋之年还是童心常在，创作激情丝毫不减，却于2006年戛然止步于不请自来的病魔，一系列未竟的创作计划化为了遗憾。

      如果说看苏天赐的画可以了解他的艺术追求，听他的家人回忆则有助于勾勒出其现实人生的侧影。

夫人凌环如：  最早见到苏天赐是在重庆盘溪，当时的杭州国立艺专西迁到此。我当时是大美术科的学生，他后来则是林风眠先生的助教，有时也会到我们的班上来代课。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人很有思想且画得不错。

      苏天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非常认真，要做到最好，哪怕很枯燥繁重的事情他都会在里面找出自己的乐趣来。文革时期他去省委画领袖像，几米高的梯子他爬上爬下独自一人一丝不苟的把巨幅大画一笔笔地画出来决不马虎；画完了回到农场要干农活，他同样投入。那会儿他要在猪场管理一圈十几头猪，必须自己解决饲料问题。他动脑筋想办法采用了制作发酵猪饲料的新方法，很快就把那群小猪养得膘肥体壮。他还不满足于此，闲下来就地取材用黄泥做出许多形态各异的猪，大大小小非常生动。当时为了防止开裂他还在黄泥里调上了盐水，但很遗憾的是这些小猪还是在岁月流逝中慢慢消失了，没有保存下来。

      他是个很有创意的人。他在创作中常常需要用到一种勾线的笔，市面上买不到,请人做也不理想,他就自己动手多方尝试，最终技术成熟了,用来勾线，得心应手。这种笔，由十几根长猪鬃用细线捆扎好，再用松香固定在油画笔把笔毛去掉后的金属笔筒里。这样的笔他做了几十支，一直用了几十年。他当时的经验是这种笔毛一定要选长白猪耳朵尖上的，挺拔。

他就是这样，总能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挣脱束缚奋力自强，还带着几分幽默。

      记得当年母校回迁杭州后，夏日的傍晚我们常常在西子湖畔散步，有次他为我在湖边石头上铺了块手帕好坐着聊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了。几十年后的2005年，苏天赐在杭州开画展，我们又来到西湖边同样的地方散步，竟然在那石头上发现了一块被不知是被谁遗忘了的手帕，不由的相视而笑……

女儿苏凌：  父亲是个真诚的人，他最讨厌假话空话套话，说那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对于那些冗长而空洞的会议他如坐针毡，对那些以整人为目的的批斗会则形容为“被放在炉子上烤”。文革中，有一阵大抓所谓516分子，父亲也被诬攀其中，整日面对追逼申讨，早晨出门都和母亲告别，不知晚上能不能回来。有同事好心抓住上厕所的间隙告诉他：“苏老师，谁都知道这是假的，我们都承认了，做个检讨就没事了。你也认了吧，认了就不受罪了。”父亲谢谢他的好心，但是“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是不会认的。”

      父亲那辈人深受五四精神的熏陶，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很深。对子女的教育，他笃信卢梭的理论：让孩子们像小树一样自由自在的生长，可以灌溉施肥，但不能束缚砍削。因为父亲，我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50年代的南京，还挺有田园风味的。我们居住的劝业村，是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教工宿舍， 家家有块小菜地，长满各种植物，我们家的地是个小花园，各种草本、木本、藤本的花络绎开放， 争奇斗艳，我印象最深的倒是年年缠绕在竹篱笆上最普通的喇叭花，因为父亲说，她每天只在清晨开放，不到中午就会闭上她圆圆的眼睛，在法文里，她的名字就叫“早晨的眼睛”。多美的名字啊!从家里出来，走不到5分钟，是一个极大的操场，那是我们的乐园。夏夜，父亲卷一领席子，带我们去操场乘凉，看星星，讲故事。黄昏时，他有时也会陪我们去操场玩，看我们追逐、奔跑、捉蚂蚱、荡秋千，有父亲在，我敢把秋千荡到树梢上!记得操场上还有个特别的装置，一个巨大的梯形木架，一边是秋千，爬绳爬竿，一边是浪桥，这是一根约四五米长的巨木，约一尺宽两尺厚，两端各用两根钢索吊起，推动一端，就会缓慢而沉重的来回移动。在父亲的保护下，我从一开始只敢战战兢兢的爬，到后来可以在浪桥上来回飞奔，特别是那跑到一端后转身，等待浪桥依照惯性沉重地荡回那一刹那再跑的时机，真有搏击风浪的感觉。

      上初中时，我迷上做飞机模型，父亲很支持。每次去上海都去模型商店买一个回来。从最简单的几片薄薄的桐木片单翼小飞机，到半米多长几十个零件的双翼滑翔机，他陪我放飞，遇到失败会和我讨论问题出在哪里，弧度，重量，重心，还是安装的角度?正当我们开始做动力机，在寻找合适的马达时，文革开始了。

      灾难降临了，一波波的冲击，把我们的家冲成了两半，我和妹妹去高淳农村插队，父母亲带着刚上小学的弟弟去了江浦农场。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一封信往返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父母亲不放心，写信比较频繁，常常是收到信时，第三封信已寄出了，我们收到的是一个月前的讯息和问题，回答的是收信时的状态和疑问。反之也一样，都是通过时间差了解对方的情况。农村生活艰苦，没有电，吃用的水要到百米外的河沟里去挑，我们的草屋在村子最后面，屋后即是大片稻田。没有星月的晚上，外面直是伸手不见五指。蚊蝇肆虐的夏夜，躲进蚊帐依然不得安宁，寒风呼啸的冬日，狂风穿透墙上的裂缝摇撼着我们的小屋，感觉就像风雨中飘摇的小船。最苦闷的还是精神上的空虚。我和妹妹两个初中生，带走了家里所有能带的书，囫囵吞枣地吞咽着眼前的一切:小说，剧本，历史，医书，古典诗词，绘画技法，音乐理论……父亲支持我们一切向上的努力，叮嘱我们劳动之余一定不能放弃学习，在信中细心的回答我们的疑问和困惑，提点要义，修改错误，慰籍心灵。每次从队长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信(有时超重要贴两张邮票)，心中都觉得充满着温暖，我在农村插队7年，妹妹9年，弟弟在外工作时，只要我们飘泊在外，父亲的信总是跟随着我们，在心灵上永远向上，向前。可惜当时年轻不懂事，很多珍贵的信件没都保存下来。

女儿苏青：  文革期间，不满16岁的我插队到了农村。当时的我，身体瘦弱性格懦弱，除了力求对劳动和农村生活的适应，对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父亲常为此感到忧虑，他说，一个人，只有内心丰富了，知识充实了，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他建议我从中国通史开始，增加学习的兴趣和对历史知识的积累和了解，从此，我们开始了书信的教与学。当时，能够公开发行的只有范文澜的一套《中国通史》，每一章，读完后，都会做一份读书笔记，附上没有理解和弄懂的内容寄回家，两周后，必会接到父亲的来信，厚厚的，里面是详细的讲解和温暖的鼓励，虽是读的辛苦，漫长的近一年后，却培养出了我喜欢思考和对学习的兴趣。记得通史读完后，父亲建议我用业余时间练毛笔字，从此，每天在三张报纸上写满近百个字，成了那段时间里每天期待着的一件事，如果这时正是探亲在家，父亲一定拿着彩笔一张张的审看，写的好，便画上圈，还会说明表扬的理由，每天，我会对着这些从三个、五个，到逐渐增长的画彩毛笔字反复欣赏和琢磨，期待着第二天的努力会得到更多的表扬，不知不觉中，进步和快乐在这种坚持中成长。再以后，根据自己的爱好，也为了延续因为插队而中断了的钢琴学习，父母为我找了老师，开始学习一件新的乐器—手风琴，记得，为了更好的完成每一课业，只要时间允许，每天可以非常自觉的练习6个小时，那时的学习，没有功利、只是牢牢记住父亲鼓励的话：“天生我材必有用，要做一个充实的人”。面对数年以后的知青上调回城，父亲反对走后门找关系，他为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而感到痛心。父亲常说，机会在自己手中，只有把自己武装好，机会来了，才成为你的机会。而你的装备，就是知识。不久后恢复高考，我以本专业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被自己心仪的大学录取，以自己的实力和努力，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回望那一段成长经历，重温当时那些幼稚的提问和父亲的回信时，父爱依然撞击砰然在心，这是一份最深沉的爱，在之后无论是工作、生活和学习，总仿佛润物细无声般渗入到血液之中。父亲，他以自己坚守着的那一份内心的高傲、诗性和独立，以善良、率真看待世界，在他的绘画世界里，人人都可以读到他看待世界的亲近友善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儿子苏为：我画的第一张素描写生，就是父亲。记得当时是冬天，他身穿一件灰色毛衣，戴着老花镜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地当模特。对于一个从未画过人物写生的初中生来说，面对画纸不免无从下手。于是他就讲解要点，说最重要的是抓住对象不会变的特点，找出固定关系，比如眼睛与鼻子所构成的三角形，等等。

     第一张油画写生也是他带着我去玄武湖画的。取景很重要，他帮我找到一处湖边小景，由直的树干和平的湖面构成，其中有些变化。我当时对这种有点形而上的审美观点并不理解，感觉是画面上应该有色彩的激情，更关注细部质感。此后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才有了点“构造”的意思，因为绘画的要义是要创造美，而不是复制对象。

    “风格即其人”，父亲在现实生活中勇于尝试乐于创新。很多新事物新想法他都不会轻易肯定或否定，总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实践一判究竟；在绘画“形式化”尚属边缘形态之时，他大胆运用丝瓜瓤、沙子等物件创造肌理效果，探索新艺术表现空间。他总是说，要投入与坚持，要相信自己，要有勇气深挖下去，终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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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苏天赐对艺术追求中最为看重的是诚实，是感觉的真实。无论如何不要去人云亦云；他不能忍受被束缚，不论是别人的经验甚或是自己的成就，总想着要创新突破。高龄之时苏天赐仍不倦地向自己的既成艺术表现方式挑战，向自己的年龄挑战；只因他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他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带给世人以精神上的享受、生命的体验、艺术的陶醉。

      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该文为纪念苏天赐离世六周年而作，刊于《艺术品》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