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5日14时50分，突然接到凌环如老师的电话，说苏天赐老师在上午出现过昏迷，我问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她说目前还好。我因为傍晚有活动就说明天来行不行？她说行。放下电话后总觉得苏老师在叫我。于是，立即要了车往鼓楼医院重症病房赶，赶到时没超过半小时，苏老师却已急促地走了，我不觉黯然泪下。

约半月前，我听病房的主任医生说苏老师非常坚强，是模范病员，如果不见其人而光看病历文件，难以想象他还能在病床上看报。听说在化疗期间，他还在病床上写文章，就是这篇洋洋万言的《我站在画布面前》，而完稿时离开他仙逝只有五十余天了。

这是一篇绝笔文章。老师他敞开心扉坦言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与艺术见解，以诗一般的语言讲透了不少艺术观点。对于我，读了之后除倍感亲切之外，又多了几分顿悟，还解开了我一个长期没有解开的迷津：苏老师是我的油画启蒙老师。1957年，我考进了建址无锡的华东艺专，进校之际，学校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教师作品展。对于我，这是第一次参观正规画展，印象中画展规模并不大，但印象之深刻是后来所看画展无法比喻的。苏老师展出的有一幅是《维吾尔少女》，除了深入的塑造刻划之外，抓住我心的是画面中蕴含的灵动。那之前，我对油画的接触是暑假期间到上海永安公司地下层画廓看《伏尔加纤夫》等经典作品的临摹，以及我珍藏的几张明信片大小的油画印刷品，其中最让我倾心的是伦勃朗的《带头盔的人》、《自画像》。面对《维尔吾少女》，我似乎感受到伦勃朗原作在显灵。自那时起，一个急迫的心愿就是亲眼目睹一下使我着迷的苏天赐老师。终于有一天晚饭后，远远望见了苏老师在操场边的林荫路上散步，瘦小的身影并不像我向往中那样伟大，并不利索的步履也没有我所期望的朝气，后来才听说苏老师身体不佳正在养病。我的大学本科学习是在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初度过的，期间还转换了两次专业，因此油画专业课直至三年级才真正上到，带课的就是苏老师。毕业后我被留校在油画教研组，重点进修素描准备接马承马麃老师的班，因为马老师想调到上海与家人团聚。而我心底里却喜欢油画，因此上班时进修素描而下班及星期天就专攻油画，并经常到苏老师家里去讨教。期间就拜读了《黑衣女像》，并且被深深地打动，我的一幅《中学生》就是受影响之作，还在展览会上令人耳目一新并得到了好评。后来，我向系领导提出了当苏老师助教的要求，但听说苏老师没有答应，是什么原因我长期没有找到合情合理的答案。现在，我终于在这篇文章中解开了迷津，即第三节结尾的几句话：“我的试验不合时宜，《黑衣女像》不只是一次试验的结束，却还是一次无奈的终结。”苏老师没有接受我，原来是对我这个入世未深的初生牛犊的爱护。

对于艺术的功能，学术界始终在社会性与本体性之间争论不休。理论家可以论之又论，而对于实践家而言却是必须面临的选择。是以艺术为工具服务社会；还是把艺术作为个人情感抒发的载体而成为一种理想追求？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却编织出了无数艺术家的悲喜人生。和林风眠先生一样，青年时期的苏老师自觉与不自觉地以艺术为工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表达了炎黄青年应有的“自重与尊严”。当他在兄长的支持下，只身考进重庆国立艺专大门后；当他第一次面对用床单刷膠做成的画布之际，林先生已辞去校长职务走上了6年闭门苦修之旅。苏老师说师从林风眠先生是他一生之大幸，而且使他明白了“艺术，应该引导人类的精神永远向上。”“热爱自然，忠实自己”这两条艺术真谛。然而也注定了他们所走的道路都一样是曲折崎岖、朴素迷离。

艺术的社会性与本体性会随着时代的跌宕起伏而对艺术家提出不同要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单纯地追求艺术真谛则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而横遭批判。林风眠先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枉受了牢狱之苦。苏老师则以自己特有的真诚和厚道感化了革命群众。只要“在画布面前”，苏老师总会以过人的毅力“找到安宁”，他以一天“来回跑了约莫有二十华里”而画成的巨幅主席像，也曾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所见的主席像中则是最优秀的，他不仅为省里画了一幅也为学校画过一幅，可惜这些像早已不知去向，若能保存下来同样是难得的经典之作。

生活离不开自然。生活再跌宕多样总得活动于大自然之中，因此，“热爱自然”总能使艺术真谛在多样生活中找到平衡点，苏老师也总能在平衡点上找到艺术追求的“乐趣”。《拟古风的肖像》、《黑媛》、《“功臣”肖像》等等便是平衡点上的佳作。当然，真正使他“回到了快乐的童年”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有幸和苏老师一起造访他阔别30年的太湖山村，那是1983年春天，在当年的老房东“乡长”家里我们品尝到了真正地道的碧螺春，年过花甲的“乡长”从大立橱中取出了一个锡罐，罐中存有每年仅供自用的新茶，非贵客不轻易用此作招待。经过精心泡制后递到我们手中的却是一口可以喝完的小茶盅，“乡长”还特地关照要慢慢地一点点地喝，不然会醉倒的。我轻轻地咪了一口，果真清香得直冲脑门。苏老师更是如痴似醉，不善言谈的他用改不掉的广东腔和“乡长”拉家常，其情感之真挚，达到了分不清那儿是真正故乡的境界。据我所知，之后的每一年春天，苏老师总要到太湖中的飘渺峰去拥抱自然，而结出的果实正是一批批举世无双的充满江南意境的油画佳作。

林风眠先生在1919年冬就到了油画圣地巴黎。相比之下，苏老师晚去了整整60余年。林先生诞生于1900年，又生在开放较早的广东省，所以出国留学前受到了完整的现代式的中小学教学，这个基础使他有条件对当时盛行于法国艺坛的美学思想接受得较为全面，尤其是对艺术本体论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刻。这在林先生归国后所撰写的《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致全国艺术界书》等一系列文章中都有鲜明的反应。不仅如此，林先生还以国立艺专校长的身份发起了“北京艺术大会”，之后还发表《艺术运动社宣言》。但是，历史却证明林先生的努力救不了疮痍满目的中国，历史又证明中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中华民族的振兴则是实施“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结果。苏天赐老师第一次面对画布之际就向往“入巴黎之境”，这个愿望历时40年才得于实现，虽然晚了一些，但40年间的磨练使他具备了远比当年林先生出国时的成熟的基础，因此也迸发出了更为深邃的火花，这些见解在苏老师的这篇绝笔之作中有了全方位的表达。而最为精彩的则是评价东西方文化的“加减说”，苏老师说：“加者入世，所以充实，所以贴近，所以步步发展；减者出世，所以概括，所以疏离，所以物与神游。”苏老师更认为东西方文化“会有此消彼长，却并不势同水火，这就给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提供可能。”这些高见，足以给我们细细地品味一生。

去年年初，苏老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一直找不到的未成之作终于找到了。画上的人物是我的太太。苏老师有意将其画完，但未成之处却却是脸部，二十余年的青春哪能追回？情急之下只能求助于昔日的照片。带着激动的心情我翻出了所有旧照，精选五帧放大后供苏老师参照。2005年3月苏老师来电话说可以去取了，我和太太随即去苏老师的山庄住所取画，面对着逝去的岁月，流淌在两家四口心中的不仅是喜悦和激动，正因为此，苏老师在画像的背面特意作了留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健亲夫人小刘画像，时值酷暑，汗浸而辍，中断二十余年，勉为成之，感觉尽失，追忆似水华年，聊作纪念而已。苏天赐2005.3.于山庄。”这幅画挂于我们的卧室，每日醒来第一眼便看到它，一想起苏老师是在重病中完成这幅作品时，真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而现在，不到一年半之际，苏老师却已匆匆离去。联想起老师他在临终前的病床仍在筹划着大干一场的精神，怎能不使我们肃然起敬！

“于是我回到我的画布面前，回顾我的行程，只见所来之处，山路弯弯，足痕历历。时尚褒贬，论是论非，不系心怀。只是人生苦短，我将如何继续我的行程？”

苏老师，您一路走好。您的坦荡一生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您的崇高境界将永远激励我们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2006年9月6日凌晨

（责任编辑：李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