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中的金桂开了，静静地散发着幽香，满池粉色的睡莲萎了，只剩两三朵尚在与秋意周旋，荷花脱尽红衣，露出并不饱满的莲房。年年此时花团锦簇的小院有些荒芜。画室里罗列着未完成的画，卧室里放着读了一半的书，抽屉里收藏着待播的虞美人和飞燕草，房间里似乎还回响着他中气十足的笑声。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鲜活，让人无法相信他不再回来；他是那么得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欢愉，又怎能舍弃他挚爱的艺术和眷恋的家人？父亲去了，他生命的乐章演奏到最华彩的部分戛然而止，留给我们的是无以穷尽的悲伤和怀念。

父亲的艺术道路是不平坦的。他出生于广东阳江，一个优美而偏僻的小城。少年时代即相继失去了父母。对大自然的热爱教他选择了绘画作为终生事业。抗战烽火中，20岁的父亲得二位哥哥资助，只身从东南海隅穿越半个中国投考大西南腹地的重庆国立艺专，幸运地得遇他终身敬仰的恩师林风眠先生，使他对艺术的追求超越了技术的层面，直追本源。

毕业后他曾回乡任广州艺专教职，不足一年，不满当局的思想压制而辞职，回到此时已迁回杭州的国立艺专,回到他的老师身边。

初到杭州生活是艰苦的，他租住西湖当年极为荒僻的郭庄，一麻袋山芋吃一个月，一条棉被半铺半盖，度过杭州的严冬。但精神是富足而愉悦的，可以终日与昔日同窗一道作画，可以随时求教于恩师，可以追蹑中外古今先贤的脚步，上下求索。次年父亲受聘于林风眠先生画室任助教，成为林先生的得力助手。也是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我们的母亲。这应是一段快乐的日子，才华横溢的父亲心智清明，别无旁骛，作了大量的探索和试验，这是他攀登的第一个山峰。惜乎留存下来的仅有四幅：《四十年代的林风眠先生》、《蒂娜》、《蓝衣女像》和《黑衣女像》。前两幅因一直挂在林先生家文革时期被封存而得以保留下来；《黑衣女像》自解放初即被作为形式主义的典型遭到反复批判，劫后于垃圾中找回；其余大量的人体及其他作品则迫于形势陆续被覆盖，被弃毁。其中有两幅父亲极为心爱又深得林先生赞赏的女人体，因解放后从未示人而一直秘藏到文革初期，终于在被抄家的前夕为父亲亲手毁去，这是他后来每一提及便深感惋惜的。

为父亲所企盼并为之欢欣鼓舞的解放带来新的生活。革命的伟力冲击旧的社会根基，金石与泥沙挟裹俱下，或出于至诚或出于投机，当时美术界有些言论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可笑的，如：印象派的色谱是资产阶级的色彩，普罗大众的色彩是土黄和普蓝。

新时代的艺术应有新的标杆，父亲惶惑而真诚地寻找自己的路。《拟古风的肖像》、《黑媛》、《节日试新衣》、《穿着维族服装的少女》就是这时期他的不同尝试。《黑媛》是为他自己所钟爱的，帮助他编选画册时，我曾数次建议去掉这幅，为其与画册整体风格太不相同，父亲坚持要选。无独有偶，为父亲画册作序的旅法艺术评论家雕塑家熊秉明先生也特别注重这幅画，认为他们一群海外游子解放初期在巴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新艺术“就是这一类型：写实的，深沉的，有深根，又充满未来”。《新衣》和《少女》两幅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风格，年轻气盛的父亲，多少有点“我也能这样画”的意思。虽得好评，他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他的目光转向了大自然。

他开始不断地写生，渔港，海湾，山乡，平原，最多的还是他钟爱的太湖。自50年代初始，父亲每年都要找机会去苏州东山西山一带，这里似乎是他精神的故园。他细细体味着，观察揣摩着，试图用视觉语言表达那文字难以言传的信息。《桃乡行》、《春风又绿江南岸》、《茗岭的春天》、《江南秋熟》等一批作品就是他这时期的尝试。这段时间，他与林风眠先生过从甚密，常去上海看望老师，林先生也数度来到父亲无锡和南京的家里，给父母以艺术上生活上的帮助和支持。恩师关注他艺术的进展，也乐于分享他的成果。他常笑着对人说：“阿苏的水画的最好了，我就是向他学的，鸡冠花也是。”恩师这样评论他们艺术风格的异同：“我是埃及，你是希腊”。生命之泉在集聚着，就要满溢出来，他在寻求新的突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中断了他的探究，而且是完全的切断。之前的运动固然频繁，总还留有某些空隙：即便在苏北农村参加“四清”、“社教”工作队，他还可以随身携带一小盒油画棒。随着每周必到的家信飞来的总附着一两幅乡村小景，画在巴掌大的灰纸上，神完气足：盛开的向日葵簇拥着低矮的炊烟缭绕的茅屋，如童话般美丽；三三两两背着草筐的小女孩；扛镐拄锹的铁姑娘；最记得他送妈妈的生日礼物：仅用几笔赭石勾勒的竹蓝里满满一篮油菜花。

南京的家被拆散了，父母带着不满十岁的弟弟随学校去农场，我和妹妹去农村插队。一次我去农场探亲，正遇上父亲在清扫猪圈，他是那样的认真，居然听不到我的高声呼唤。心灵手巧的父亲把猪养得肥肥壮壮，颇有兴致地给我看照书上方法制作的发酵饲料，让他的猪学生给我表演，与别的猪倌不同的，是他的卧室里还有一群泥猪，是他用地里偶然发现的黏土捏的，他得意地一一展示，生动极了：大猪、小猪、怀孕的母猪，围着妈妈吮奶的乳猪……其中有几头后来跟随父亲回到南京，占据了书架上一个显赫的位置，直到十数年后完全开裂。

改革开放给父亲带来真正的新生，这时他已五十多岁了。他再次拿起了已经生涩的画笔。对父亲来说，技术的恢复是容易的，关键是画什么，怎么画？大自然又一次张开了她的怀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力士安泰，那是他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生命所托，呼吸相依。他追随着大自然的节奏，春的生机，夏的浓郁，秋之丰饶，冬之静穆，在他笔下自然的流淌；他不倦地讴歌春天，早春，初春，盛春，暮春，在他笔下层次分明，梅、杏、梨、桃、丁香、樱花、杜鹃、海棠……在画布上次第开放。我曾问他何以不会厌倦，他教我倾听云雀百啭，给我揭示大自然的神秘：“每年的清明，或之前，或之后，三天之中大约总会有半天，空气特别透明清朗，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半明半暗，似在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万物如在低语，如在等待……”他曾借石涛的题画诗表达他对景挥洒的快乐和自由：“我写此纸时，心如春江水，春花随我开，春水随我起。”

他进入了人生最顺畅的时期，他得以走出国门，遍览群山，含英咀华，一偿数十年的夙愿；他研习大师们的作品，追踪他们的脚迹，更明确了自己的追求：东方的意趣，西方的实感；西方的缤纷，东方的空灵。灵感如喷泉般汹涌，他的作品宛如自然生成：它们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洋溢着浓郁的诗情。他的艺术到了晚年活力依旧，而愈加炉火纯青，随心所欲。

打击再一次降临，这次是疾病。父亲是坚强的，在得知身患顽症后并没有消沉，他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吓自己，更不会骗自己。”在病床上他读到杨绛所译的一首小诗，英国诗人蓝德的《生与死》，反复吟颂，非常欣赏。原诗是这样的：

生与死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他认同诗人的价值取向，赞赏他的达观与从容，指点我们领会译文之妙：生命之火已不再旺盛，所以要双手“烤”着取暖，一个“萎”字写尽了那渐进的过程。“译得多好，一字也不能改呀！”他感叹着。

但是他还是改了。他为母亲抄录了一份：

绿荫息影

偶读杨绛所译英国诗人蓝德小诗《生与死》，顿感弦音轻拨，甚合心声。原作立意高，译文韵味好，因摘其前五句，改写后两句，以作座右之铭。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只要火苗还在

自有春晖满怀

火苗仍在旺盛地燃烧，他感觉到时间的紧迫。 

得知患病后的三年半，他做了精力充沛的健康人也难于完成的工作。治疗期间，他读，他写；治疗间隙，他画；他参加数个全国性大型画展，所送多为新作；2005年他于浙江博物院，母校杭州艺专的故址举办了生前最后一个个展，展出作品100幅，18幅为患病以来新作；出版了两本画集，《湖上春风——苏天赐作品回顾展》和《缤纷与空灵——苏天赐油画作品选》；他整理作品，准备出版自己的全集。稍有余力，他还要去写生，洞庭，皖南，最后一次是武夷山。这是一次中德艺术家互动的创作活动。登山那天，同行的德国老艺术家都坐上了滑竿，父亲执意谢绝了，手拄拐杖攀上了最高峰。第二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作品《万古相依》。他很看重这幅作品，他有了很多新的感受，他还要继续发展新的思路。回到南京他找了一幅最大的画布，稍加改动构图。稿子起的很好，气氛味道很对，他跃跃欲试，却迟迟没有继续。他在积蓄着精力和体力，他要一鼓作气完成。遗憾的是，命运没有再给他机会。

父亲再次住进了病房。他在病床上完成了长文《我站在画布面前》——他艺术历程的总结。同房的病友马老向我告状：要管管你父亲了，他半夜三点躲在厕所写文章。原来父亲夜里睡不着，怕影响病友休息便悄悄起床，进了卫生间。马老也正失眠，见他许久不归，怕出问题过来查看，见他正坐在厕具上写作。对我们的劝慰，他不以为意——他要以意志抗衡病痛的折磨。他因肺部感染，做了氧分压测试，数据之低令医生不敢相信，接连做了三次，看着依旧气定神闲的父亲，医生无论如何不相信手中的数据：氧分压32，早就该昏迷了呀！直到带上呼吸机，父亲依然幽默：“你看，我成铁面人了，是路易十二还是路易十四？”

翻开他留下的日记和文稿，没有抱怨没有哀叹，最触动人心的一个词是：感激，感激大自然给他的爱抚和启示；感激上苍让他选择了绘画作为终身的事业；感激此生得遇恩师林风眠先生；感激病中家人对他的呵护；甚至感激命运，让他在与沉疴共处的日子里，没有失去他的工作能力和感受能力……

父亲执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深得学生爱戴。除了专业方面的指点，更有精神上的激励和呵护。

他的一生从来只是埋头默默耕耘，不怨尤，不争锋，将全部精力灌注到他的艺术事业之中。他说：“我的能力不是天生的，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现在他能使我自慰，使我无大憾于一生。”

秋天素来是父亲丰收的季节，写不尽的《秋山》、《秋水》、《秋江》、《秋澄》、《秋林》、《秋韵》……今年秋风又起，父亲，你在哪里？……

遥望天际，似见满天满地霜叶如丹。

（责任编辑：李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