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赐先生是我敬爱的一位油画家，说敬爱，包含着敬重和喜爱两层意思。平生交接的艺术家不少，能让我从心底里同时生发出这两种感情的只几人而已。我敬重苏先生的艺术才情，喜欢他的人品性情。

初识苏先生是在2001年中秋时分，当时我自厦门北上，负笈金陵。在寂寞单调的学习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寻访大师的念头。一天傍晚与同学刘君贸然敲开了位于南京艺术学院内的苏先生的院门。开门的是一个操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面目和善的老头，身材有些矮瘦，与头脑中艺术大师的虚象相去甚远。坐定闲聊之后，便渐渐对他生出亲近感来，只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真诚无习气的老人。他谈话时神情很专注，听到年轻人对他的赞美时又显得有些害羞，给我的感觉是如此干净清朗，我一下子就被这样一个老人深深吸引。

事后一个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同事对我说:“老苏这个人有点迂，不会来事”。言下之意大概指苏先生缺少时下很管用的操作能力。我以为操作无非是利益交换或是自我的夸大宣传，一个人有操作能力固然可以，苏先生缺乏这种能力却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眼下的操作近乎表演与认真做事不能等同，离本真的生活又隔了一层。我看他的生活状态就很让人羡慕。生命的坦荡对自体而言是最为真实的安乐，这种安乐对于他人而言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与苏先生谈艺术让我感到心灵既活泼、又自在。他话不多，往往一个艺术问题只须寥寥几句就已表达清了他的思想，对我的画的评点也只拣要害的说。完了他也不像有些老人那样喜欢掌控话语权，只知道略显局促地搓着他的手或是满脸堆笑地看着你。为了不断地探询他的艺术真知，我会不断地变换话题来刺激他说话，而他总是这样一语中的，与艺术无关的话绝少涉及。有一回我特意带去了几大本画册，请他一一评点中国各个时期的油画代表作，这一做法收到奇效，我成功地录下了老人对这些作品的品评观点，从中也了解到他对于油画艺术的总体思想。苏先生具有诗人的气质，我没看过他的诗，却能很容易领受到他内心不凡的诗情。一个内心清洁的人，他的心灵世界是向一切真、善、美的事物打开的。不管是苏先生的画作，还是他的言语，都洋溢着一股激情。他常跟我说他写生时如何如何情绪激动，下笔速度有多快。我相信这种外化出来已经变成技术语言的激情还只是他感受到的一部分，无人真正知晓他面对自然时被点燃了的激情有多澎湃。苏先生身上有凡·高和塞尚的影子，自古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都是寂寞的，真诚地活普的人也是寂寞的。

1922年他生于广东阳江，幼年时即表现出对周遭世界的敏感，青年时遭遇国难，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是一个满怀爱国热忱的文艺青年。1943年考入国立艺专，在大后方的重庆研习中西艺术。因战时物质极度匮乏，油画颜料难得，在校期间多画素描速写，练习油画技法的机会并不多。幸运的是他在1945年秋进入了林风眠的画室，并成为赵无极的学生。毕业后，他又辞去了广东省立艺专的工作，客居杭州，继续从林风眠先生学习，致力于学术研究，在融合中西艺术精髓上开始探索。在杭州艺专做林风眠助教的时期，苏先生有一批杰出的油画作品问世，其中包括《黑衣女像》、《蓝衣女像》等，这些作品有着流利欢畅的线条和古朴单纯的色彩，呈现一种东方壁画般的神秘迷人的精神意趣。杭州解放后，苏先生被调动了工作单位，辗转于苏州、青岛、无锡。1958年定居南京，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接下来的“文革”期间，他被安排给公社先进人物画像，风格偏重写实，看得出在政治气候的作用下，他在奋力地追赶时代步伐。1979年，苏先生带领学生到富春江边写生，时代风气的转变带给他精神上的振奋，他自从那次写生开始，他的艺术心灵获得解放，像是从沉睡压抑的梦魇中一下子惊醒过来。他似乎回到杭州艺专时期的起点上，重新开始他融会中西艺术精神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渐渐地他获得了表达上自由，能用中国多变的线和西洋缤纷的色，自由表现万物的生命律动。油画艺术耗费人的精、气、神，基本属于青壮年人的艺术，苏先生是特例，从五十八岁至八十四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产量大，而且佳作频出，在油画艺术领域开拓出了一片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

“东方的意趣，西方的实感；西方的缤纷，东方的空灵”。这是苏天赐油画艺术的总体思想，也是总体特色。一般认为，中国画是平面的线的艺术，西方油画艺术是块面和空间的艺术。苏先生早年在林风眠的影响下，用毛笔临摹欧洲古典画作，以线条的轻重、缓急、转折、提按来表达形体与空间。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画了一批人体写生画，展露出了他使用线条的功力，使平面化的人体具有相当的体量感，这是很难做到的。他评价欧洲古典油画艺术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坚强，他认为油画不管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都要画得坚强，不能软弱，更不能油滑。他的画在追求东方精神意趣时始终不失物质实在感。实在感不止靠线条才能创造，色彩对比产生的力量同样能造成视觉实在感。苏先生的油画色彩整体而缤纷，表现了自然的芬芳气息。

江南是苏先生的第二故乡。凡·高迷恋普罗旺斯的阳光，高更迷恋塔希提岛的红土，江南对于苏先生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江南，工作在江南，思想在江南。他对于江南美的发掘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在他的画作里，春天的新绿，夏天的浓荫，秋天的橙红，冬天的雪溪，四季轮回和万物兴衰中蕴涵着强烈的生命感。他认为人文的江南逐渐消失了往日的风韵，他不愿追逐时尚，去画那些早已泛滥于画布和纸面上的江南村巷。他喜好纵身跃入无人的自然，以一颗赤子之心去观察它的闪烁光芒，它的空蒙迷离，或者自由绵延。江南，既温润如玉，又内含刚强，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这一方乡土中国有哪一个文人墨客没有受到它的精神浸染？苏先生的油画生动地表现了江南文化特有的草木气息和感性诗情，足以撩动每个人心中的文化乡愁！

命运多舛是中国第三代油画家共同的命运，苏先生也在“文革”中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没有产生什么太强的戏剧性，虽经历被逼迫着要放弃绘画的痛苦，生命的起落也化为外表的谦和。我曾有意为他立传，采访多次后发现他缺少一般传记人物都有的跌宕起伏的“故事”，难以制造扣人心弦的文字悬念。可能由于他寡于言辞，与世无争，所以没有汲汲于历史的旋涡中成为舞台上的焦点人物。他不喜应酬，常常是门庭寂寥，随遇而安，表面看甚至还有点懦弱，其实他心志弥远、内心刚强，具有常人难有的排拒世俗名利干扰的意志力。在全国一次次喧嚣的艺术争鸣声之外，他默然思索着艺术本真的内涵，独自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文化品格的油画艺术之路。对于其他油画风格或画派他不加指责、不加否定，他既没有创立自己的派别，也没有标榜明确的艺术主张或口号，他对中国艺术的贡献不是以一个建设者、指挥家的姿态出现的，而是以一个艺术道路上的默默耕耘者完成他的使命。从常理讲，有成功的艺术，才有成功的艺术家。然而这个时代却有着太多的名头响亮的艺术家拿不出一件象样的艺术作品，这大概又与“操作”有关。与许多人相比，苏天赐不算成功的艺术家，因为他蜗居黄瓜园，不会“操作”，名头不够响，生前他的油画卖价也没过百、千万。中国人习惯于在匆忙间作盖棺定论也不吝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强加给离世的人，于是乎死去的人容易被加冕为“大师”。我宁可相信时间的淘洗和留存，相信时间会披沙拣金，给予往生者一个公平的定论。在惊闻苏先生仙逝之时猛然间像受到外力的击打，在以往的人生阅历中，这是不常有的事，我惊讶于他的人格力量。回放前几年我给他录的音依然要费些劲才能听懂他那很不标准的普通话。“九重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苏先生是一个极为纯粹的大艺术家，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人画家，他的匆忙离去是中国艺术界的不小损失，我为此而感伤。

配方刊于《美术》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