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秋，位于重庆磐溪玉带山下沉静的国立艺专，刚被抗日胜利的消息苏醒过来不久，又传来了林风眠先生要重返任教的消息，青年学生们兴奋异常，奔走相告。自从1938年杭州国立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于湖南沅陵，林风眠辞去校长的职务后就蛰居作画，虽然住在重庆，却很少公开露面，渐渐几乎被人遗忘了。青年学生们为他所燃起的热情大多是由于前此不久，即1945年夏天在重庆举办的那次《现代绘画联展》，那是一次大型的油画展，参加的画家有林风眠、关良、赵无极、丁衍镛、李仲生、李东平……等多人。林风眠的作品都是半身女像，强劲的线条和浓重的色调具有一种撼人的力量。它们生气勃勃，给人的印象极不寻常。所以当学校宣布成立四个画室，高年级学生可以自选导师的时候，林风眠的画室一下子就多达近20人，人数约等于其他三个画室的总和，后来虽然安排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仍然感到相当的拥挤。

林风眠先生在重庆教学时间只有一年，学校就仍旧分校复原。他回杭州后，又持续任教了三年多。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真正专心于油画教学的时间是不算太长的。作为一代宗师，他并不着意于建立一套学院式的教学体系但却自成独立的体系。他从不制定教条，从不规定成法。艺术的教学，往往会被当作是一项“技艺”的传授。而林风眠先生的教学则更着意于培养学生那种驾御技艺的头脑和心灵，这可以说是他的艺术教学的主要特点。在他的教学中，如何教会学生懂得艺术的真伪，远比教会他们如何按部就班地去完成作业要重要得多。他以他的艺术家的品格和对艺术事业的坚贞来潜移物化，向学生们指点那广阔的艺术世界，启发他们去敲开各自的艺术天地的大门。当时他住在重庆南岸弹子石，离处在磐溪的国立艺专有很远的路程。他每逢星期二来校，住上三天，星期五回去。学校的教授宿舍是路边高坡上的一排简易的茅草平房。他的近邻是赵无极、谢海燕、关良、丁衍镛，程曼叔……每到课余，他们就聚拢在一起作画或谈艺，热闹极了。有时谈得起劲，便开怀大笑，就在老远，都能时时听到林风眠那“哈哈哈哈”的富于感染力的笑声。“我相信，凡是诚心学艺术的人，都是人间最深情，最易感，最有清晰头脑的人。艺术家没有利己的私见，只有利他的的同情心。艺术家无所谓利禄心，只有为人类求和平的责任心！”这是1927年他写在《致全国艺术界书》中的话，也是他经常流露出来的思想。他的画室很像个艺术沙龙，洋溢着一种热烈而轻松的气氛。他常把赵无极带来，一道议论学生的作品。每到课间休息时，大家就聚拢在一起。那时条件艰苦，教室里连个凳子也没有，他往往和大家一道蹲在角落里，一道谈论艺术。他极其随和，无拘无束。他喜欢谈论文艺复兴的大师，谈情感和理智的平衡，从埃及，希腊到马蒂斯和毕卡索。也常议论及刚刚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这些议论与当时的课堂作业并无直接关系，可是在这种谈论的气氛中大家都体会到一种崇高的审美境界，给大家造成的一种向上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作画，感官似乎变得更为灵敏，常会感到一种在艺术上不断向高层次追求的内在需要。

对艺术家的成长过程，林风眠先生有个“蛹变蝴”的生动的比喻：丑陋的毛虫必先作茧自缚，继而破茧而出才能获得飞翔的自由，成为美丽的蝴蝶。这个作茧自缚的过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苦练基本功。林风眠早年在巴黎美术学院谷猛画室中苦练过严谨的写实功夫。但他深知学院式的成法只能教会因循守旧，教条的束缚往往导致抄袭前人和重复自己。林风眠喜欢说：“向自然学习”，“向自然索取”。这话可能来源于达芬奇的“做自然的儿子”和巴比松画派的“到自然中去”。但关键在于如何向自然学习？林风眠先生特别强调个人的感受，“必须忠实于你自己”，画自己所实在感觉到的，不要虚假，空虚，他尊重学生自己的感受，所以不轻易给学生改画。他启发，等待，宽容，从不强加于人。有一次席德进请他改画，席德进是班上较有才气的学生，当时他正醉心于巴黎派画家基斯林（Kisling）的风格，常作有意或无意的模仿，在人体写生中就不免虚假和造作。林风眠先生在指出他的缺点后，把他那些看似漂亮而实则空洞的地方刮掉，用了一点印象派的色彩方法去表现对象多变的形体，他的用意是引导他多注意一点自然规律，深入一点地去理解形体与色彩的关系，画得实在些。但席德进当时不大理解老师的意图，等他一走出教室，就拿起画刀把它刮掉了。偏巧正在此时，林风眠先生又回来一眼看到，他马上“哈哈哈哈”！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和蔼地说：“你要基斯林！画实在点嘛，不要空！”出乎意料的劝告使席德进更能冷静地观照自己。以后，他终于摔掉了基斯林，走了他自己的路。而这条路和林风眠所走的道路又是那样地接近了。

不拘成法不是毫无准则。林风眠先生在描绘自然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要紧紧抓住的是形体与空间，这是西方绘画中的根本问题。几百年来多少画家在这里各显神通，为解决问题积累了多少经验和方法。但所有这此经验和方法只有经过真诚的探索，它们才能经予艺术以生命。所以在教学中他总是适时地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学生作更深的探索。

林风眠先生很早就已形成了他结合东西方艺术的理想。二十年代就提出了调和东西方艺术的理论。其实，“调和”一词对他的艺术说来并不十分确切，他艺术实践的实际要深刻得多。他深入探求东西方艺术的本质，抽出它们的精髓，千百次的融和，渗透。在他的艺术方法中，东西传统的应用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所以在他的教学中也就不知不觉地注入了他东西结合的观点。他鼓励用线。“用线，使它活起来！”“用线，表达你的感情！”当时，有些学生正热中于罗丹的《艺术论》，坚信他的观点“真”即是“美”。又不知从何时起习惯于一种画素描的方法：用木炭先以线条打好轮廓，然后擦上明暗调子，因为追求“真”认为物体的轮廓只是转过去的面，所以不应有线，于是在细微地表达形式过程中把先前画的线统统擦掉。林风眠先生为着改变这种偏狭的画法，在他们尚未擦去线条时，把那些本已表现出了形体而作者本人尚未意识到地方特别指出其价值并加以肯定，指出再重新描绘不但多余而且失掉了活泼的生气，这样逐步地启发对线的表现力的认识，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从再现到表现的观念上的转变，把东方与西方拉近了。他在教导学生作茧自缚的同时，开始培养他们破茧而出的内在力量。

1928年，林风眠先生在杭州艺专的演讲中曾提出：“从事艺术运动该有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要从创作者本身着眼，怎样才可以使艺术时时有新的倾向，俾不致为旧的桎梏所限制；第二，要从享受者的实际着眼，怎样才可以使大家了解艺术，使大家可以从艺术的光明中，得到人生合理的观念，同正当感情的陶冶”。1938年后，多年的隐居，他只能自己力行第一点。当他主持画室教学后，他除了以第一个观念鼓励学生创作以外，更鼓励其第二个观念。在他的支持下，画室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西画研究会”定期举行画展，出版学术性的墙报，内容有学习的体会、论文，也有从法文杂志翻译出来的画家和画派理论的介绍。当时的学生大都只有学习过一年法文，程度是很浅的，他就常为大家讲解那些难译的地方，还介绍法文程度较好的程曼叔教授为译文校正。那里的学术气氛，确实十分浓厚。

然而，林风眠先生的艺术创作和教学，一度竟被目为形式主义，并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莫大的误解！他早期的那些巨型油画作品《模索》、《人类的历史》、《人道》、《渔村暴风雨之后》、《人类的痛苦》……等等，无不有着极其严肃的主题，它们饱含着激情，深藏着对人类历史和人生的思考。这些作品非常可惜地已是荡然无存了。但从留传下来的复制品和当时展出的情况记载，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它们所具有的撼人的力量。据说，当时的最高统治看了《人类的的痛苦》曾指出：“青天白日之下，哪来的这么痛苦的人！”误解有时来源于缺少交流和了解，但最可悲却是由于无知和愚昧！林风眠先生曾说过：“我出生长在倒霉的庚子年”。倒霉的庚子年！给我们国家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奇耻大辱和深重的灾难！它的根源正是长期的封闭、落后、无知和愚昧！不幸的是这种落后和愚昧竟和他纠缠了几乎整整一生！林风眠于1925年归国，当时他和我们国家许多近代思想先驱者们一样，敏锐而痛苦地看到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他从民族精神方面着眼，提倡艺术，大声疾呼艺术界的团结。他致力于艺术运动，渴望能出现中国的以艺术为主帅的文艺复兴。但是他所遇到的是障碍重重，为聘齐白石当教授遭受反对，为使用模特儿而受毁谤。他太单纯，如何对付这片积聚得太多的封建残渣的土地他没思想准备和有力的手腕，最后，由于政局变化不得不离开南下。创建西湖艺术院后，总算找到一个可以用武之地。他从头开始，广罗人材，十年之间，把杭州国立艺专建设成为全国中体制最完备，阵容最强大的高等学府。正当他想把这里作为基地建立他理想的“艺术大厦”的时候，不意庚子的悲剧又在重演，日军入侵，杭州沦陷，转眼之间，“大厦”成了复巢之卵！

他想掀起一个伟大的艺术运动的意愿破灭了，一切的理想都只能倾注于自己的画作。内迁后他所见的山山水水，一一都成为他寄托情思和艺术探索的素材，湘江的松林，独立的奇峰，巴蜀的黄桷树，嘉陵江上的纤船，千百次的凝炼，风格日趋于成熟。它的最显著的标志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这又成为被人误解的焦点。其实，这种形式比那些追求表面逼真和因袭前人的作品有着充实得多的内涵，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艺术的神韵，率真，也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的那种面对自然的实在感觉和广阔的空间，在这空间里洋溢着浓郁的诗情。这是他真情实感的凝聚。他追求已久的东方和西方艺术的精髓，在面对自然和自我观照中，已分不清你我，他为后来者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抗日战争的结束给久以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林风眠先生在重返杭州重整家园之时也曾重新拾起他那往日掀起艺术运动的旧梦，为着实现他那致力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理想，曾想自力在太湖地区兴建一所新型的艺术研究院，并着手考虑了一些具体的规划。它之不能实现是因为脱离现实太远。新中国的建立，他把这理想托付于人民，不过他的理想要得到理解，仍然需要一个过程。有一个时期，连他在教学中过多地谈到文艺复兴也遭致误解，于是他又隐退了。因为他知道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教学，他已无能为力。到了那史无前例的荒谬的年代，他所遭受到的折磨就已不是一般的误解了！也许可以这样说：林风眠先生的坎坷是因为他先行了半个世纪。1926年，他在《致全国艺术界书》中曾这样说：“艺术家是比任何样人都加倍地嫉恶如仇的，同时在艺术界，真亦难免有被人误会的所在。但无论如何，这到底是小而又小的小事，值不得我们如此战斗的——我们所应嫉的恶，是人类整个儿的大恶，我们所应战的敌人，是致全国或全人类于水火的大敌，不是人间的小庇！”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了，重读这段话，真是使人无限感慨。林风眠先生心胸广阔，与世无争，他所反对的说到底，就是落后与愚昧，所幸的是这些都将成为过去。林风眠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理解。他所期望中国的艺术为主帅的文艺复兴，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同努力。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终会有朝一日成为现实！